不合理的行為

近幾個月每次回到香港的家，使用煤氣熱水器洗澡時，我都在想：能夠有一個乾淨的地方，以非常方便的煤氣（石油氣）洗澡，實在是一種幸福。

這個星期在看《不合理的行為》，是一個大半生都備受良知煎熬的戰地攝影記者對於戰爭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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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我想起了多少人以正義之名，以對信仰的執著，以對種族（民族）的狂熱，發動無謂的戰爭，以不可思議的殘酷手段對待同類，花樣層出不窮，樂此不疲，並以此為榮耀。

由是，我想到自身，我所信仰的正義，是否也同樣在殘害其他人。

一
1999年，在街頭搞簽名、派單張、遊行、通宵靜坐。在街站遇上的，絕大部份都反對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得到居港權，他們會叫罵「大學生讀屎片」，然後在你面前撕毀單張，扔在地上，或者睥睨著你，咀角掛上不屑的微笑，走開。最厲害的是其中一個莊員，在深水埗的街站被幾十人圍著，聞說有人向他吐口水。

當時年少氣盛，多多少少心態有點反叛，有點自以為在拯救世界的妄想，有點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所以並沒有因此而折服。

2002年，在灣仔入境處的居留權集會，我伏在P 的背上哭了很久。我對這件事情記憶很深，我哭是因為有人在台上講了一段撼動我心的話，她說她父親是60年代來港的，她的家庭也是移民家庭，如果，只是如果，她爸爸遲來20年的話，今天她不會在協助他人爭取家庭團聚的權利，而是在為自己而爭取居留權。所以她，與居留權的朋友，其實並無本質的分別。

我與那位朋友分享同一感覺，因為我的父親，也是在60年代來港的，所以，只差那麼一點點，我便在廣州出生。（或者不可能出生，因為我爸爸明顯是黑五類）

或者再直接一點說，那位朋友在講的，就是何謂公義。

再後來，大家終於發覺當年被政府的167欺騙了，然而，新移民家庭仍然飽受歧視，新來港婦女依然被認為是帶著子女來騙綜援，並且以所謂60至80年代的「集體回憶」，來抨擊這些「騙綜援」的人不上進、不努力、不肯吃苦。

快10年了，經過多少次反省，多少次爭辯，可是在此刻，我仍然相信支持爭取居留權的朋友，是公義。

二
每當遇上意識形態之爭時，腦海都會忽然掠過一個念頭，遠方有戰爭，別人時刻以生命與死神搏鬥，而我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在冷氣房間裡侃侃而談意識形態。在這分鐘裡，地球上某個地方的一個人，可能已放棄了被救援的希望，生命漸漸正離他而去。

而我，可以方便地以熱水洗澡，我不是文盲，可以使用電腦，雪櫃裡放滿食物，到底為什麼是我？或應該問，我憑什麼？

這些內在的掙扎，以及作為擁有豐富物質資源的城市人的歉疚，從小便已反覆的拷問著我。可是在此刻，我仍然沒有助養非洲兒童或捐錢到山區助學，因為我以為，他們所承受的苦難，是人為的。以為自己每月付出200元便等於關愛他人，對於每刻都在面對疾病、戰爭、強暴、死亡威脅的人除200元外便毫無責任，這無疑是最成功的自欺欺人騙術。

我只能不斷地追尋，才能減輕我的歉疚。

三
當人存活於世，便或多或少在影響其他人。

大二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鐵屋中的吶喊》，我猜很多人都可能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如果是我，我該叫醒他們掙扎求生，最後絕望而死，還是讓他們安然地在沉睡中滅亡？

再追問下去，我問自己，我有資格是清醒的那一人嗎？我怎樣確定我才是清醒的？這樣想下去，魯迅無疑是有點悲劇英雄的意味。

在所謂英雄主義與超越英雄主義之間，到底應該如何拿捏？怎樣才可以確保，我在實踐與推舉我所相信的時，不會把別人陷於不義之境？

四
很幼稚的所謂一堆思考，我不覺得我找到答案，至少，在蓋棺前一刻，我都不敢說我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