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看了廖偉棠的文章：
中國式快樂的真相
廖偉棠
這個國慶日，首都彌漫著輕鬆的氣氛，沒有太多高亢的愛國口號，因為大家都在一個多月前的奧運會、殘奧會、兩天前的神七太空人漫步時喊累了。現在，國 慶好像只剩下「黃金周」、「長假」的意義，大家都想在玩兒中渡過這幾天，在國慶前幾夜，平均每個晚上有十多個音樂派對在京城各大酒吧開放，每個下午有十多 個展覽在798、草場地等畫廊密集區開幕。大家決心忘記北京過多的政治意義，投入純粹的快樂中間。這種快樂在後幾天達到高潮，摩登天空音樂節、迷笛音樂 節、北歐音樂節等相繼開鑼，北京的青少年傾巢而出，因為中年人們大多外遊去了，這時的北京，竟有點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政治真空期」的北京，純然屬於 精力無窮的少年們——但大家後來也都知道，即使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政治也壓根沒有離開少年們半步。
在大時代的宏觀描述中，人們往往都只看到氤氳盤繞其上的所謂「時代精神」，比如現在，「盛世」、「崛起」、「轉變」等令人頗感振奮的話語佔據了大陸 上至媒體下至市井閒談的主要版面。在拋開過去的沉重包袱、拋開非中心區的「異常」事件之後，此時此地的快樂，成為了人們追求的唯一目標。在大時代的寫意筆劃中，我們常常看不到一些潛伏周圍的細節，那是些不輕易改變的細節，你沒有看見它，它卻在一直盯著你。
這個國慶的海淀公園，一如往年，被搖滾音樂節佔據，但是今年主辦的不是迷笛音樂節，而是摩登天空音樂節，後者代表的音樂風格更加青春、摩登。我不打 算在本文中具體描寫那些音樂水準都已達到國際級的樂隊，也不多刻畫那些蜂擁而至的時尚青年們，他們構成的青春盛會，幾乎讓人忘記這還是一個多月前板著臉、 繃著青筋的中國。國家所背負的細節，在這一片幾千平方米的飛地上仿佛被忽略了，「京漂」青年所背負的細節：房租、房屋貸款、單位管理、暫住證、網路監督、 虛假新聞、不安全食品……都消失一空，剩下的只有快樂。
恍恍惚惚、無憂無慮，這是一種被去勢者的快樂，我在許多寵物的臉上看見過。而流行搖滾音樂在反叛外表下面隱藏的妥協性，恰恰和這種快樂共鳴。在音樂 節的介紹小冊子上，一隊成立於1989年的重金屬樂隊自詡自己是「四大皆空」：「沒有個性，沒有主張，沒有壓抑感，沒有意識形態」，「使他們與第一代中國 搖滾樂手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分野」，最後他們點明「他們奉行的娛樂原則也許是時代的某種對應」，太有自知之明了。而即使是一些Punk樂隊，帶來的也僅僅是 反叛情緒的發洩，缺乏深刻的揭露和反思，所以這種單純出自荷爾蒙的反叛情緒也容易煙消雲散，喊過了，跳過了，音樂漸隱，坐下來抽根大麻喝個啤酒，典型北京 爺們的岳敏君式傻笑又漲滿了臉。一牆之隔、一地之隔的中國現實，離他們太遠。
突然第二天晚上，對這片飛地虎視眈眈的現實露出了真相。這個晚上，是有中國Punk第一人之稱的何勇出場，九十年代「魔岩三傑」的懷念者以及趕不上 那潮流的年輕嚮往者紛紛湧至，但就在何勇準備上臺的三十分鐘前，大批警察也開至公園，勒令保安鎖上大閘，一律不讓人進入，無論你是趕來的歌迷、還是媒體記 者，甚至音響工程人員和樂手都不能進。我的一個記者朋友，手裏拿著下午剛剛獲發的後臺採訪證，也被拒之東門外，她著急要去拍攝何勇演出，理論半天不果只好 硬闖，結果被一個便衣的「管理者」攥傷了手腕。「管理者」為了打發她，騙她說媒體人員改到北門出入，於是她繞了半圈來到北門，又遭一樣的待遇。我趕到北 門，和她一起與門口的保安理論，保安要我們找主辦方，我把主辦方的高層叫來了，他卻被告知公安已經控制了公園，沒有絲毫通融的餘地。就在此時，我聽見主舞 臺方向，何勇對著略為寥落了一點的觀眾，唱起了他的經典：「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著手槍！」
坐在北門的那個公安部小頭目，幸好沒有聽見。他正戴著中國式假面，微笑著教育主辦方高層：「今年我們國家多災多難啊，又是雪災、又是地震、又是毒奶 粉什麼的，你們也不想添亂，鬧出個事故來吧？」，主辦方（那已經沒有任何權力的「主辦方」）轉過頭跟我解釋：「他們說一有異常就要隨時中斷音樂節，我們只 好聽他們的。」
我和記者朋友還有一個也被拒門外的鼓手憤然離去，何勇還在唱著「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你拿著手槍！」已經聽不到了，然而當我們走到公園 東面的馬路上，赫然看見一小隊身穿防彈背心頭戴鋼盔的防暴警察在戒備著。防止什麼？戒備什麼？公園裏那一群快樂的、不憤怒的年輕人嗎？即使剛才還在憤怒的 進不去公園的人也不憤怒了，他們在靜靜的散去，因為他們被許諾明天還有快樂在等待他們。即使是何勇，在不久前的採訪中也說：「我現在不憤怒，我吃藥呢。」
青春繼續苟安。昨晚演出的張楚說：「你看做設計的人，他做得很愉快，他不需要用設計來表現什麼現實意義……我想用同樣的方式去做電子音樂，不再想給 它注入社會靈魂、生活意義……做這樣的音樂挺快樂的，寫那種敍事或有攻擊力的東西是痛苦的。」設計代替了藝術，舞曲代替了搖滾，快樂妥協的中年時代提前閹 割了青年時代的掙扎與衝突。新的一代，就這樣在快樂中，擁抱了迎面碾來的國家機器——他們知道真相，卻輕易地接受了真相的不可改變。
(原刊明報世紀版)
近兩年我常常問自己：那麼辛苦跟主流對抗幹什麼？為什麼不結婚？為什麼不生孩子？為什麼不消費，消費浪漫，消費熱情，消費環保，消費反叛和消費享樂？全世界六十億人，總有人富，總有人貧，總有人在中央，總有人在邊緣，總有人是強暴者，總有人被強暴，總有壓迫者，總有人被壓迫‥‥‥這些事情關我什麼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呀，我有資格、有能力去改變嗎？這個年代，做犬儒比做憤青好。
昨天，立法會新一屆議員宣誓就任，無線新聞沒有播放太多片段──沒有看到長毛叫平反八九民運，但是，網上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34uL59KlLo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屠夫政權遺臭萬年，追究六四屠殺，結束一黨專政，權力歸於人民，釋放政治犯」，長毛如是說。
我簡直可以想像，一些議員心裡一定暗暗嘲笑，以致笑意從嘴角點點地溢出來，一些議員心裡一定不耐煩，以致眉頭緊鎖，而一些議員心裡一定不屑，在議會內光大聲喊叫又有何用？這是長毛的聲音就在「莊嚴的議事堂」高高的樓底下傳來空洞的回聲，縈繞不散。
是的，這個世界是這樣運作的，總有些人堅持，總有些人放棄，總有些人懷著希望，總有些人不再希望，總有些人要求改變，總有些人以穩定壓倒一切。而誰是英雄，誰是跳樑小丑，其實大家都清楚明白。
我想這個blog或許會因為這個entry而在大陸被封鎖，我其實很不情願的，但白話文的意思，不就是我手寫我口，我口講我心嗎。
20081002
[轉載] 梁文道：奶粉和信任的泡沬
一：品牌的泡沫
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裏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甚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裏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生產過程不發生污染，產品要達到環保標準，勞工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甚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欲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准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這種道德最底線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于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尋根究柢，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裏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常人想像範圍的有害物質設置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半十五年裏的事。區區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許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品質，日積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及術語，鸚鵡學舌地大談什麼新世代市場推廣與現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說穿了，就是搞公關賣廣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問題的大型乳品企業為了挽回公司的命運，聯手推出一個堂皇的宣言，要消費者重新回到他們的懷抱。其情可憫；但是這份宣言無論怎麼看，還是不脫他們過去十多年來用慣的老招，徒有危機管理之形，卻不得其神。什麼是那個「神」呢？很簡單，看看管理人們平常喜歡引用的外國經驗吧，那就是最高領導層自行向股東請辭，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體上看見某些企業老總誇誇其談，對著訪問者說一堆很時髦很懾人的營商哲學、品牌理念，一派高瞻遠矚的架勢；後來卻又聽說他們的公司出事，這些老總們甚至還得為此琅璫入獄。搞了半天，沒想到他們居然就壞在最低級的錯誤上。
這情況就和對著一批在牛奶裏添加有害物質的傢伙大談社會責任一樣，無異於告訴一幫連汽車都沒坐過的人該怎麼選擇最佳航班座位，是種無聊而虛幻的泡沫。從這個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
二：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東亞四小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如選舉)，而是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會不安，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
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經濟發展等於百姓生活無憂，百姓生活無憂就等於政府長治久安。
明乎此，便能瞭解近日「毒奶事件」的嚴重了。縱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商人的貪婪無良，還是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集體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費者向工商局投訴「三鹿」奶粉的品質有問題。但當局的回應竟然是要該名消費者先給兩萬塊錢人民幣，才能替他檢測相關產品！作風就和救命 得先繳訂金的無良醫院一樣。如果政府連它該盡的本份也要收錢才做，誰還需要政府呢？何不乾脆讓民間自行開辦產品檢試實驗室？說不定取價還能便宜點呢。
能夠預先測知並且處理牛奶問題的部門有一大串，但它們全到哪里去了呢？至於地方政府，從石家莊市到河北省都曾接過投訴，他們的回應是什麼？就算出動到了新西蘭政府，他們依然默不作聲。我很難想像新西蘭總理打電話給溫家寶，對他說「你們那裏的牛奶出事了，他們沒告訴你嗎？」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見了。這是不是個體制問題？當然是！但它甚至已經和民主不民主無關了。就算是在「東亞四小龍」式的威權體制之下，這種無政府狀態也很難發生。不要搞錯，就算是鄧小平式的強人統治，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整體管治失效的情況。
政府已經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還能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嗎？由次按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必將打擊中國來年的出口貿易，我們的內需再怎麼擴大也補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機嗎？到底有沒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呢？肯定有，最起碼還有政府部門勒令媒體不得擅自報導毒奶事件，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環節。
三：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佈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香港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快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裏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 相 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員警不是盜賊的同夥。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 (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 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 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裏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 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 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公權力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 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極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 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更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裏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 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來也夠荒謬的，發生在國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國元首知會之後，中央政府才恍然覺察，採取行動。這甚至是一個比民主與否更嚴重的體制問題，因為它彰顯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再注：承讀者指正，稱新西蘭總理為元首的確不當)。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 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四：犬儒時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之後，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座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她的第一反應會是這樣子呢？為甚麼她連一眼都沒瞧，就能如此確定那部咖啡機的運作很正常呢？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厲害，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
這又讓我想起中央電視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幹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後再高昂地把它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聽見的，彷佛各別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
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是某種風暴的型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逐一飛散。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甚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上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我們都在內部通訊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尊貴」，他們和領導的談話則必然「親切」。國營商店的牆上詨我們為「親愛的顧客」，但裏頭的工作人員卻不耐煩地用「喂」這個單詞來稱呼我們。
活在這裏，我很難不想起哈威爾在《無數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鋪裏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這面標語。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詞以及那些用言詞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
齊澤克對哈威爾這個故事的闡析很精到，他說：「對官方意識型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並且將其付諸實施」。
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以為當一個自稱公僕，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綿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連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158
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裏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甚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裏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生產過程不發生污染，產品要達到環保標準，勞工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甚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欲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准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這種道德最底線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于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尋根究柢，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裏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常人想像範圍的有害物質設置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半十五年裏的事。區區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許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品質，日積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及術語，鸚鵡學舌地大談什麼新世代市場推廣與現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說穿了，就是搞公關賣廣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問題的大型乳品企業為了挽回公司的命運，聯手推出一個堂皇的宣言，要消費者重新回到他們的懷抱。其情可憫；但是這份宣言無論怎麼看，還是不脫他們過去十多年來用慣的老招，徒有危機管理之形，卻不得其神。什麼是那個「神」呢？很簡單，看看管理人們平常喜歡引用的外國經驗吧，那就是最高領導層自行向股東請辭，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體上看見某些企業老總誇誇其談，對著訪問者說一堆很時髦很懾人的營商哲學、品牌理念，一派高瞻遠矚的架勢；後來卻又聽說他們的公司出事，這些老總們甚至還得為此琅璫入獄。搞了半天，沒想到他們居然就壞在最低級的錯誤上。
這情況就和對著一批在牛奶裏添加有害物質的傢伙大談社會責任一樣，無異於告訴一幫連汽車都沒坐過的人該怎麼選擇最佳航班座位，是種無聊而虛幻的泡沫。從這個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
二：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東亞四小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如選舉)，而是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會不安，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
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經濟發展等於百姓生活無憂，百姓生活無憂就等於政府長治久安。
明乎此，便能瞭解近日「毒奶事件」的嚴重了。縱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商人的貪婪無良，還是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集體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費者向工商局投訴「三鹿」奶粉的品質有問題。但當局的回應竟然是要該名消費者先給兩萬塊錢人民幣，才能替他檢測相關產品！作風就和救命 得先繳訂金的無良醫院一樣。如果政府連它該盡的本份也要收錢才做，誰還需要政府呢？何不乾脆讓民間自行開辦產品檢試實驗室？說不定取價還能便宜點呢。
能夠預先測知並且處理牛奶問題的部門有一大串，但它們全到哪里去了呢？至於地方政府，從石家莊市到河北省都曾接過投訴，他們的回應是什麼？就算出動到了新西蘭政府，他們依然默不作聲。我很難想像新西蘭總理打電話給溫家寶，對他說「你們那裏的牛奶出事了，他們沒告訴你嗎？」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見了。這是不是個體制問題？當然是！但它甚至已經和民主不民主無關了。就算是在「東亞四小龍」式的威權體制之下，這種無政府狀態也很難發生。不要搞錯，就算是鄧小平式的強人統治，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整體管治失效的情況。
政府已經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還能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嗎？由次按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必將打擊中國來年的出口貿易，我們的內需再怎麼擴大也補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機嗎？到底有沒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呢？肯定有，最起碼還有政府部門勒令媒體不得擅自報導毒奶事件，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環節。
三：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佈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香港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快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裏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 相 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員警不是盜賊的同夥。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 (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 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 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裏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 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 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公權力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 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極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 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更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裏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 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來也夠荒謬的，發生在國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國元首知會之後，中央政府才恍然覺察，採取行動。這甚至是一個比民主與否更嚴重的體制問題，因為它彰顯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再注：承讀者指正，稱新西蘭總理為元首的確不當)。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 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四：犬儒時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之後，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座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她的第一反應會是這樣子呢？為甚麼她連一眼都沒瞧，就能如此確定那部咖啡機的運作很正常呢？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厲害，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
這又讓我想起中央電視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幹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後再高昂地把它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聽見的，彷佛各別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
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是某種風暴的型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逐一飛散。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甚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上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我們都在內部通訊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尊貴」，他們和領導的談話則必然「親切」。國營商店的牆上詨我們為「親愛的顧客」，但裏頭的工作人員卻不耐煩地用「喂」這個單詞來稱呼我們。
活在這裏，我很難不想起哈威爾在《無數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鋪裏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這面標語。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詞以及那些用言詞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
齊澤克對哈威爾這個故事的闡析很精到，他說：「對官方意識型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並且將其付諸實施」。
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以為當一個自稱公僕，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綿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連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158
[轉載] 連岳：我們就是體制
這個人有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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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体制
我们就是体制
毒奶粉事件发生到现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
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这绝对是体制的问题。
从SARS到现在的毒奶，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先瞒、瞒不了骗、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然后撤几个官员了事，最后宣传包装成一件功劳。
如果这次毒奶粉是传染病毒，估计全球都得死伤惨重——可谁能保证下一次不是病毒呢？
是的，如果我们有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有选择及罢免政府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强大且独立的媒体，如果我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这样的体制能更能保证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制？没有。
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说出那句话：这是体制的问题。李长江下了，不过换个张长江。什锦八宝饭馊了，不过换碗平强汤。
所以，算了吧。
可是，且慢，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
我们得有所作为。
这作为不是鼓吹暴力，不是以暴易暴。暴力只会带来一个更坏的体制。
这作为不是希望他人去牺牲，牺牲永远只是个人选项，一个人永远没有资格去鼓动他人牺牲。
这作为是忍耐地慢慢做一件事。
让李长江辞职，这是体制进了一小步；张长江还不行，让张长江辞职，这又是体制进了一小步。他换一个，我们盯一个，最后就是质检体制的进步。
他不让我们在媒体里说，我们是网络上说；他不让我们在网络上说，我们在嘴上说；我们不停地议论，嘲讽他的谎言，最后就是言论体制的进步。
那些拒不认错的企业，那些强词夺理的企业，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永不消费它们的产品，最后就是企业文化的进步。
我们呼吁对杨佳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接下来，我们呼吁田文化或者李长江应该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最后就是法制的进步。
并不需要牺牲，并不需要成为意见领袖，并不需要有多少大的权力，只要你有选择权，你就能让体制变坏，或者变好。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自信。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和美好的人呆在一起，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http://www.bullog.cn/blogs/lianyue/archives/179716.aspx
[轉載] 一個中國人的一天
转载2008-09-22 15:55:19 新浪网友 (山东济南)
早上醒来，先用二甘醇超标的田七牙膏刷牙，再用发臭的蓝藻水洗脸，给儿子冲一瓶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自己喝杯黑作坊的豆浆，吃几个硫磺熏白了的馒头、加了柠檬黄的窝窝 头，就点儿废旧油漆桶里腌的榨菜，公文包里放个安徽人05年的粽子（上班饿了吃），吃饱喝足，关掉正播放着断桥、溃坝、黑心窑……又死、伤、失踪多少人新闻的电视，习以为 常，麻木了！出门，深吸一口富含px的空气。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喝了杯苯超标的可乐。下午给朋友打电话，就听见她哭哭啼啼，大约是炒股炒赔地，约她出来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来一盘避孕 药催大的香辣鳝鱼，再来一盘臭水沟捞来的麻辣龙虾，还有个农药高残留的清炒菠菜，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算帐的时候168(太黑了，还不打折）吉利，老板又找回了一张假币。
回家的时候被宝马撞倒，太幸运！得让丫出点血，所以躺着不动，一睁眼，看宝马调回头来碾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爬起来跑掉。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被刚装修完的赠品甲醛呛得眼泪直流，只好把脑袋蒙到黑心棉被子里。想起房子还有四十万贷款加利息，房价跌那么惨，辗转反侧到天半亮都没眯。找安眠药吃 了半瓶也没用，含在嘴里，哦，还好是糯米粉 。
[轉載] 一位友人：我的公開檢討
我的公开检讨
http://sachong.spaces.live.
http://club.cat898.com/newbbs/
5．12地震结束后看见倒塌的校舍，听见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声，
1. 送礼罪
多年以来为了个人私利，我给各类人等送过很多礼。为上大学，
2. 收礼罪
给学生假成绩收过礼，写天花乱坠的鉴定书收过礼，
3. 弄虚作假罪
在骂别人造假的时候,我也造过很多假。比如考试做弊，
4.溜须拍马罪
为得到领导赏识，从不给领导提意见，还尽可能给他们抬轿子。
5.侵占公共财产罪
我占过公家很多便宜，用与时俱进的话说，侵占过很多纳税人的钱。
6。 纵容包庇罪
曾亲见领导受贿，曾目睹幕后交易。曾看过盗版碟，曾戴过仿名表。
还有很多很多罪错需要我不断挖掘，
这些罪错真让我自己触目惊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从此以后，我将努力与罪错绝缘，坚持"不合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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